多乐游戏游戏豆:战争下的“海湾模式”防御性转型

多乐游戏大厅游戏:

  在今年爆发的美以伊战争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六国成为延伸战场，美国驻军从安全保障转变为伊朗打击的诱因，GCC国家的中立定位也随之失效，“海湾模式”赖以运转的安全前提被动摇。

  本文综合国际智库及专家的研究，梳理这场战争对海合会六国的多重冲击：霍尔木兹海峡受阻造成能源出口骤减，伊朗的打击使得基础设施受损、能源收入下滑且长期产能难以恢复，但因替代通道运力和受袭程度的差异，沙特和阿曼反而获得相对优势；航空、旅游、房地产与劳动力市场全面承压，宏观经济预期大幅下调，但资本在短期观望的同时并未大面积撤离，显示出对海湾地区长期韧性的一定信心。

  面对危机，GCC国家普遍将经济转型重心转向防御性建设。在加速防务来源多元化的同时，GCC对美安全依赖或仍将维持；部分短期冲击预计将随停火趋于平复，如航运阻断与金融市场波动；但经济“避风港”属性正被重新评估，防务开支挤占了原本用于经济多元化的资源；以及沙特与阿联酋之间的分歧，或将成为结构性改变。

  * 本文摘自CF40 2026年5月19日已发布的《战争下的“海湾模式”防御性转型》，全文请登录CF40 APP查看。本文观点仅供了解海外研究动态，不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意见和立场。受版面所限，参考文献略。

  2026年5月，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海合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GCC）六国——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巴林、阿曼——已成为美以伊战争的延伸战场，在经历了伊朗系统性导弹和无人机的大规模打击之后，仍面临持续的安全风险。

  这场冲突动摇了“海湾模式”的两个核心前提：其一，美国驻军从安全保障转变为诱发伊朗打击的风险源；其二，海湾国家长期奉行的中立定位失效，经济“避风港”的信誉基础遭到冲击。本文综合IMF、世界银行及多方智库研究，系统梳理这场战争对海合会六国的结构性冲击。

  在今年的美以伊战争中，伊朗将约83%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准了海湾六国，不仅限于驻湾美军基地，还精准锁定了与美国和以色列利益相关的关键能源基础设施和运输枢纽。多数战略分析认为，此举意在将战争成本扩散至整个海湾地区，以此向美以施压。

  阿联酋承受了最密集的火力，所受发射物数量超越了其他五国的总和，甚至多于以色列。大西洋理事会对此提出，阿联酋因参与《亚伯拉罕协议》并与美以关系紧密，加上其地区主导地位，成为首要破坏目标。

  截至4月9日，阿联酋国防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共拦截了伊朗的537枚弹道导弹、26枚巡航导弹和2256架无人机。未被拦截的弹药及残骸广泛击中了富查伊拉储油设施、鲁韦斯炼油厂、迪拜国际机场、帆船酒店以及阿联酋全球铝业公司（EGA）工厂等标志性设施。

  此外，亚马逊和甲骨文在阿联酋的云数据中心也遭到无人机直接物理打击，皇家联合研究所（RUSI）提出，这是实体武器首次被用于攻击公共云基础设施。

  其他五国——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巴林、阿曼——也未能幸免。3月18日至19日，伊朗对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枢纽——拉斯拉凡工业城实施了导弹打击，导致卡塔尔LNG出口产能骤降17%。沙特虽采取了谨慎的对话策略，但其位于延布的Samref炼油厂等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唯一备用出口路线仍数次遭到袭击，直接威胁了海湾地区规避海上封锁的备用方案。

  在科威特和巴林，受袭设施不仅包括驻有多国军队的空军基地和美国第五舰队司令部，还广泛波及两国的国家石油公司炼油厂、发电站以及对国家生存至关重要的海水淡化厂。即使是一贯秉持中立外交路线、受袭数量最少的阿曼，被视为替代物流枢纽的杜库姆、塞拉莱港以及沿海油轮也遭到了伊朗无人机的直接打击（图1）。

  伊朗的系统性打击打破了“海湾模式”中的安全外包假设。长期以来，GCC将国家安全建立在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自身的中立外交之上。但此次战争表明，美国驻军不仅未能提供绝对保护，反而成为了海湾本土的风险源；而伊朗对于海湾六国的普遍打击则表明，表面的中立已无法换取安全豁免。

  安全形势恶化直接拖累了宏观经济预期。世界银行在4月的报告中，将2026年海合会的实际经济稳步的增长预期从1月的4.4%大幅下调至1.3%。牛津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更为悲观，认为海湾国家受到的打击最重，GDP降幅可能超过8%，将在今年上半年陷入衰退（图2-3）。

  宏观冲击程度在GCC内部分化显著，高度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国家衰退风险极高。据IMF与世行的分析，因航运受阻及关键基础设施遭袭，卡塔尔的经济提高速度被大幅下调近15个百分点，预计将萎缩5.7%；科威特也将面临6.4%的负增长。

  相比之下，沙特和阿联酋因具备部分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用管道运力，以及非油部门的相对韧性，预计仍将分别保持3.1%和2.4%的正增长，但预期也遭遇了下调（图4）。

  中短期内，GCC宏观经济的走向高度取决于战争的维持的时间。IMF指出，尽管大多数海湾国家拥有较为充足的缓冲资源可用于缓解中期风险，但随着能源基础设施受损加剧，年中回到正常状态的预期已变得愈发渺茫。战争的延续不仅会导致海湾国家在旅游、物流等非能源领域的投资与收入持续恶化，也将加大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产出和就业损失的风险。

  长期冲突将对GCC经济基本面造成难以逆转的“疤痕效应”。IMF的测算模型显示，即使在未来几年出现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复苏，到2030年，直接受影响经济体的实际产出中位数仍将比战前的趋势水平低2%左右。

  《经济学人》强调，今年夏末是一个关键节点，若届时仍未达成重开海峡的协议，当前的短期衰退将演变为深远的长期经济损害。

  自战争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出口滞留，沙特阿拉伯的石油出口量已下降约三分之一，阿联酋下降了近一半，巴林、科威特和卡塔尔几乎失去全部出口。据高盛全球投资研究部估计，GCC国家仅在原油收入上每天的损失就高达7亿美元，累计损失已超过150亿美元。

  出口通道受阻导致储能设施迅速达到极限，迫使海湾产油国减产。根据IMF的评估，此次冲突导致海湾地区受损及被迫关闭的产能合计超过每天1000万桶石油和约5亿立方米天然气，直接影响了海湾国家的财政现金流。

  此外，能源基础设施的损坏将进一步限制长期产能。受袭的卡塔尔拉斯拉凡LNG综合体、沙特部分炼化设施等，修复周期长达数月到数年。能源咨询机构Rystad Energy分析指出，中东战争给能源相关基础设施造成的修复和恢复成本可能高达580亿美元（图5-6）。

  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引发的油价飙升也为产油国带来了溢价红利。IMF分析指出，这场危机对海合会经济体外部平衡和财政平衡的最终影响（改善抑或恶化），取决于油价上涨与出口量下降之间的相对幅度。在这一逻辑下，若部分国家能通过替代通道或潜在的通航协议实现出口量的维持，油价飙升将转化为财政红利；反之，若完全受制于无出路的物理封锁，账面的油价红利将无法兑现，并加剧宏观经济的恶化。

  海湾六国都仍在经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冲击，但同时国际油价暴涨也使得有能力绕开海峡出口的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溢价补偿，从而将GCC分化为相对受益者与相对受损者两个阵营。

  由于阿曼的石油港口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之外，其出口未受实质性削减。高盛估计，自冲突爆发以来，阿曼的石油收入激增了80%，其财政平衡甚至从占GDP 7%的赤字逆转为8%的盈余。IMF也印证了这一点——阿曼的贸易和生产中断影响极小，油价上涨预计将使其经常账户和初级财政余额较战前水平提升数个百分点。

  沙特的替代管线运力较大，能够转移大部分出口并享受油价上涨的红利。沙特拥有一条连接红海延布港的“东西向管道”（East-West pipeline，图7），近期扩建后的运力高达每天700万桶，相当于该国战前产能的70%。冲突爆发后，沙特将每天400万至440万桶的原油改道至延布港。高盛的分析表明，这使得沙特能够避开封锁，加之全球油价暴涨弥补了总出口量下降的缺口，其每周石油收入较战前逆势上涨了10%。

  阿联酋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通道——阿布扎比原油管道（ADCOP）——每天的输送能力仅为150万至180万桶左右，不到其战前正常出口量的一半。

  更为致命的是，作为管道出口的富查伊拉港，屡次遭到伊朗无人机的直接打击，导致原油装载作业被迫多次暂停；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ADNOC）旗下日产能为92.2万桶的鲁韦斯炼油厂因无人机袭击起火而被迫关闭；哈布尚天然气设施和巴布油田也因遭到导弹袭击而被迫暂时关闭。高盛多个方面数据显示，阿联酋每周石油收入较战前实质性下降了约25%。

  卡塔尔的海上基础设施均深处波斯湾内部，绝对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用出海口，这使其在封锁面前极为脆弱。

  《》的深度分析指出，伊朗的导弹精准摧毁了全球最大的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设施中的核心低温换热器设备，而这一精密设备的制造被美国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等极少数企业所垄断，重新采购和替换的周期长达四到五年。卡塔尔能源部长也曾预计这部分设施需要长达三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完全修复，每年将造成约2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相比之下，卡塔尔2025年的政府财政总收入预算仅为540亿美元，巨额的收入减损对该国国民经济构成了沉重的结构性打击。

  卡塔尔经济面临萎缩风险。高盛的最新研究报告说明，受设施物理受损和海峡封锁导致的出口滞留双重影响，预计今年卡塔尔的总产能降幅可能高达三分之一。此外，《》强调，由于全球航运公司缺乏保险覆盖，加之菲律宾等主要海员供应国出于安全担忧开始拒绝向冲突水域派遣船员，导致大量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被困，进一步锁死了卡塔尔的出口能力。世界银行据此警告，卡塔尔将是受战争打击最重、经济萎缩幅度最大的海湾国家之一。

  科威特与巴林的经济命运高度取决于国际油价飙升的“价格红利”与海峡封锁导致的“出口阻断”之间的博弈。IMF的模型（图8-9）显示，科威特对这种波动最为敏感：油价每上涨10%，其经常账户余额可改善约4个百分点，而出口量每下降10%，其余额则恶化近3个百分点。

  基于冲突将在2026年中期结束的相对乐观假设，IMF实际上调了对科威特2026年经常账户和初级财政平衡的预测。然而，IMF同时警告，如果战争旷日持久，能源生产和出口的持续中断将彻底压倒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导致这些高度依赖单一通道的国家的财政和外部平衡急剧恶化。

  在现实中，两国由于缺乏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备用出口路线，油气生产被迫大规模停滞，世界银行预计科威特的经济在2026年将陷入深度衰退，实际GDP将大幅萎缩6.4%。彭博社援引高盛的悲观估算进一步指出，若出口通道被长期切断，科威特和巴林将无法兑现油价红利，其油气收入将出现断崖式下跌，预计财政赤字将急剧恶化，分别飙升至占GDP的40%和17%。

  对于本已面临高额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的巴林而言，出口阻断直接引爆了流动性危机。战争导致占政府收入三分之二的铝材和石油出口严重受阻，还引发了金融市场的猛烈抛售。根据IMF的数据，冲突爆发后巴林的主权债券息差大幅走阔了超过50个基点，借贷成本显著上升。彭博社报道指出，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巴林被迫与阿联酋签署了一项价值54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协议以获取资金支持。

  战争不仅通过能源部门，也通过相互强化的多重传导渠道对GCC经济体造成更广泛的冲击。高盛的分析指出，海湾国家非石油GDP的降幅可能比新冠疫情期间还要大。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威胁了GCC的食品供应链。GCC国家对进口食品的依赖度高达85%，其中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的谷物进口依赖度已接近100%。更为脆弱的是，该地区超过70%的食品进口必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

  尽管国内储备能在短期内提供一定缓冲，但若战争长期持续、库存耗尽，将对食品价格形成巨大的上行压力。IMF据此上调了对该地区的短期通胀预测，上修幅度从沙特的约0.5个百分点到巴林的约1.5个百分点不等（图10）。

  更严峻的是水资源风险。水资源系统长期以来被视为平民生命线，并受《日内瓦公约》保护，如今已被卷入冲突。美军于3月7日先行攻击了伊朗基什岛上的海水淡化厂，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指责这是一起“公然而绝望的罪行”。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发电厂的威胁之下，伊朗军方发言人易卜拉欣·佐尔法加里明确警告称，将把“海水淡化设施”作为进一步战略报复的目标。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公开、确凿证据显示GCC国家的海水淡化厂遭到完全毁坏或长时间停产，报道多集中在局部设施受损或遭袭未完全瘫痪。

  不过，海水淡化类基础设施的易损性和受袭风险明显提高。对于卡塔尔、巴林和阿联酋而言，淡化水占总供水量的40%以上（图11）。哈德逊研究所的分析强调，与扰乱石油市场仅造成经济后果不同，对海水淡化基础设施的直接打击“直接威胁着这些极度缺水国家内数百万人口的日常生存”。若冲突进一步升级，民生威胁将从经济层面上升至人道层面，冲击将远非经济数据所能衡量。

  生存底线之上，海湾经济多元化的支柱——航空和旅游业——也遭受中断。战争引发的领空关闭与基础设施受袭，直接引发海湾地区的航空枢纽停摆。

  IMF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冲突爆发后，海湾关键国际机场的航班起飞量急剧下跌，其中阿布扎比下降约三分之一，迪拜下降约三分之二，多哈下降约四分之三，而科威特城和麦纳麦的机场则经历了完全的航班停飞。

  世界银行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作为海湾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阿联酋航空在3月和4月仅运送了470万名乘客，约为正常运力的一半，且主要依赖中转客流勉强维持运营，而非赴湾消费的游客。

  旅游业收入更是断崖式下跌。在战前，旅游及相关服务业贡献了海湾国家超过11%的GDP，卡塔尔的入境游客消费规模约相当于本国家庭消费的一半。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WTTC）在3月份估计，自战争爆发以来，中东地区每天损失的旅游收入高达约6亿美元。评级机构穆迪预测，迪拜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酒店入住率将从2月份的80%暴跌至仅10%。

  在巴林，3月份酒店的信用卡消费额较2月份一下子就下降了64%。IMF警告称，区域航空交通的急剧下降不仅打击了旅游业，其负面影响正不可避免地溢出至零售、运输和商业服务等非油气经济的核心领域，削弱了海湾经济多元化的根基。

  客流的枯竭进一步向零售、餐饮等服务业蔓延，对GCC高度依赖的外籍劳动力市场造成了严重冲击。BBC和《经济学人》指出，迪拜等地的旅游和酒店相关企业普遍遭遇预订量和客流量的大幅度地下跌，迫使企业采取无薪休假和裁员措施，整个海湾地区已有数以万计的服务业工人被临时解雇或辞退。菲律宾、印度等主要劳工输出国有大量劳工回流。

  海湾经济运转高度依赖庞大的外籍劳工群体。国际劳工组织（ILO）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外籍劳工占海湾国家劳动力的76%至95%，在卡塔尔和科威特的私营部门中占比更至少达到95%，阿联酋和卡塔尔的外籍人口比例分别高达86.9%和88.2%。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AGSIW）警告称，长期风险或许在于未来招募新劳动力的难度、成本以及地理政治学风险溢价将大幅上升。

  这场战争触发了对海湾地区风险溢价的重估，国际资本呈现出观望与推迟态势，同时伴随着部分机构的撤离与资金的避险转移，但并未完全丧失对海湾的长期信心。

  短期内，投资推迟已相当普遍。在安永针对海湾地区企业的调查中，有半数企业正推迟投资决策，等待地缘趋势明朗；普华永道中东的投资顾问证实，客户已进入等待模式，政府招标普遍搁置。

  与此同时，部分机构已实际撤出：花旗银行关闭迪拜办公室，普华永道暂时关闭利雅得、迪拜、阿布扎比等地办事处并转为远程办公，埃克森美孚、毕马威和谷歌也已撤离部分员工，《经济学人》报道外国承包商正从海湾多个项目撤退。

  风险重估在资产价格中表现最为直观。据房地产数据机构Property Monitor的估算，迪拜二手房3月份交易额环比暴跌43.5%，部分卖家被迫提供12%至15%的价格折扣。花旗分析师警告称，战争给迪拜未来的人口增长预期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在悲观预测下，到2028年房地产价格可能会以每年平均7%的速度持续下跌。

  信用市场同步承压。彭博社3月多个方面数据显示，迪拜两家开发商发行的六只美元债券（Sukuk）收益率利差飙升至无风险利率1000个基点以上，跌入不良债务区间，占中东美元房地产债券总量的约15%。标普3月发出警告，战期中东一级债券市场实际上已关闭，开发商面临流动性压力。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持续导致建材供应瓶颈，或销售持续下滑，高杠杆运营的开发商的财务缓冲空间正被快速压缩。

  然而，多数资本并未选择彻底离场。安永的同一份调查显示，仅10%的企业在真正缩减或重新考虑投资，33%的企业仍按原计划推进，高达90%的受访企业对海湾地区的业务连续性和长期经济韧性表达了信心。OCO Global认为，由于绿地（新建）和棕地（扩建）投资规划周期较长，长久来看外商直接投资仍将“照常进行”。

  迪拜期房市场提供了最直观的例证：3月交易额逆势同比增长20.3%，单笔价值高达4.22亿迪拉姆的豪宅交易仍能达成。开发商凭借灵活的分期付款方案、全球品牌营业销售能力和托管账户制度，将销售重心集中在有长期持有意愿的高净值买家。部分投资者的策略也从单一押注转为对冲，同时在阿联酋和沙特设立机构，或将部分业务转向印度等“中立走廊”作为备份。

  战争迫使GCC国家将经济转型的重心，从大型扩张项目转向防御性建设。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指出，重建需求与防空系统的长期投资，迫使海湾政府将原本用于科技和民用基础设施的预算转移至军事领域。

  在现实的资金约束下，包括“新穆拉巴”（New Murabba）巨型立方体建筑和“线城”（The Line）在内的多个“2030愿景”标志性项目已停工或缩减；沙特王储访美代表团成员阿卜杜勒拉赫曼·拉希德（Abdulrahman al-Rashid）表示，当计划落空或出现更好的选择时，王储会选择止损，“如果2030愿景变成2040愿景，那又怎样？”。

  GCC国家也推出了短期纾困措施。迪拜政府宣布了10亿迪拉姆的私营部门支持计划，为酒店和旅游业提供流动性支持；阿联酋银行业为数千家企业推迟贷款偿还，救助规模逾60亿迪拉姆（约合16亿美元）。GCC央行也同步行动：阿联酋央行推出弹性框架，允许银行动用最高30%的法定准备金；卡塔尔、科威特央行推出新的短期融资工具并允许企业延期还款，以维持信贷流动。

  GCC国家主权财富基金（SWFs）在收缩全球配置。战争引起高达数百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修复账单，叠加财政压力扩大，迫使各国主权财富基金将资金从全球扩张转回国内重建。沙特公共互助基金（PIF）已公开宣布将国际投资比例从30%削减至20%。

  海合会六国主权财富基金合计管理规模逾4万亿美元（见表1），这一量级的资本向内收缩，对全球金融市场具有深远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警告，若海湾资本大幅撤退，高度依赖中东资金的美国科技与AI企业将面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在基建投资方向上，摆脱霍尔木兹海峡单一通道依赖成为了GCC的优先事项。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海湾的官员和行业高管正在加快论证和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陆上备用输油管线，以保障出口通道的稳定。此前在该地区建设管道的计划屡次受阻，高昂的成本和复杂性使其未能实现。但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的资深顾问迈松·卡法菲（Maisoon Kafafy）表示，如今海湾地区的氛围已经有了从假设走向真实的操作的改变。

  卡法菲还指出，最具韧性的选择“不是一个单一的替代管道，而是一个网络，一个走廊的网”，尽管这将是最难实现的。科威特大学教授、智库查塔姆研究所研究员巴德尔·赛义夫表示，这场危机可能会促使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国也发展管道网络，作为油轮运输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由美国主导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计划被重新提出，该走廊将从印度经海湾再到以色列的海法港，并从那里通往欧洲（图14）。

  国防安全领域也是GCC的投资重点。截至2026年 3 月 29 日，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的分析员估计，海湾国家已经消耗了他们的大部分拦截导弹，其中阿联酋和科威特在防御伊朗袭击方面已经消耗了约 75%的爱国者导弹库存，而巴林估计发射了高达87%。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指出，在遭受伊朗袭击后，海湾国家加速国防采购，自3月19日以来，美国已批准向海湾国家出售超过410亿美元的紧急武器，其中约一半用于爱国者拦截系统；英国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以帮助加速向海湾国的国防出口融资和许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3月、4月和5月访问了海湾地区，与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签署了防务协议，泽连斯基还表示，正在与巴林、科威特和阿曼进行讨论（表2）。

  战争暴露了美国安全承诺的局限性，但GCC国家目前没有能够充分替代美国的外部安全保障，多数分析认为GCC仍寻求与美国加强军事关系。

  一方面，遭受伊朗攻击的GCC国家认识到，自身防御能力不足以建立可信的威慑，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项目主任阿姆尔·哈姆扎维（Amr Hamzawy）指出，即便是像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这样武装力量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维持应对持续、大规模空中袭击所需的分层导弹防御、预警情报网络和后勤基础设施，因此，海湾国家越来越依赖美国的军事能力，尤其是先进的防空系统、情报共享以及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另一方面，中东和美国智库学者较为一致地认为，全球无另外的大国具备保护海湾的意愿和能力——“美国与海湾国家依然彼此需要”。

  为了对冲美国政策多变带来的风险，GCC国家正加速实现武器采购来源和防务合作的多元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数据显示，战争期间防空拦截弹的短缺暴露了单一依赖美国军工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海湾国家将目光投向其他具备先进军工产能的国家。

  在具体的防务多元化布局上，阿联酋正加紧与土耳其无人机制造商组建合资企业，并增加对韩国防空系统的采购；沙特不仅采购了土耳其战斗机，还在今年3月下旬与乌克兰签署了将无人机技术整合到防空系统中的协议；而巴林则在寻求深化与印度的防务关系。

  在宏观战略层面，GCC国家也在构建多极化对冲网络。海湾研究中心（GRC）指出，沙特阿拉伯在战前就试图重塑区域多边安全架构，最显著的动作是将其在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转化为更广泛的联盟基础。

  战争爆发后，沙特迅速与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召开了紧急会议，并促成巴基斯坦出面担任调解人。意大利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学者觉得，通过拉拢这些拥有庞大军队、先进武器甚至核能力的中等强国，海湾国家不仅能在应对伊朗时获得更大的战略纵深，还能在与美国进行安全谈判时增加外交筹码。

  同时，海湾国家也积极利用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等平台，与印度、欧洲中等强国深化在AI、太空和关键矿产等领域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海湾研究中心认为，这种“与所有人合作、不与任何人结死盟”的多矢量外交策略，成为海湾国家在多极化世界中维护战略自主、避免陷入大国竞争的核心路径。

  长期以来，海湾六国在资源禀赋、外交目标和经济利益上始终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沙特与阿联酋在过去几年间的紧密协调被认为是一种例外，而非该地区的常态。卡内基中东项目的分析认为，此次战争为海湾国家引入了关于如何界定责任以及怎么样应对美国和伊朗的新分歧，使得成员国在历史遗留的边境争端、意识形态差异和经济竞争之外，面临更深层次的摩擦。

  建立集体防务看似是理想答案，但多数分析都认识到，这些被战争催化的旧有矛盾，导致GCC越来越难以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或经济实体采取集体行动。

  承受了最密集物理打击的阿联酋采取了更为强硬的路线，倾向于深化与美国及以色列的军事与情报合作，并希望借此彻底消除伊朗的地区威胁。相比之下，沙特、阿曼和卡塔尔等国则倾向于外交降温与风险对冲，试图通过维持与德黑兰的对话来保护本国脆弱的基础设施和国内现代化进程免受进一步打击。

  这种威胁认知的差异已经引发了相互指责，例如沙特舆论批评阿联酋过去与伊朗的经济联系未能有效约束德黑兰，而阿曼媒体则严厉批评部分海湾国家未能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激进政策提出异议。阿联酋正式公开宣布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被视为与沙特经济决裂的标志性事件。此外，两国的经济竞争还反映在也门等地的代理人冲突中，集体整合的愿景已被搁置。

  综合来看，美以伊战争对GCC国家的冲击正随着停火谈判的僵局而日益加深。5月10日，伊朗提出的最新永久停火建议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定性为“完全不可接受”，各方在铀浓缩暂停期限与存废等核心议题上仍未达成共识。脆弱的停火局面不仅令企业在重启运营和投资上保持犹豫，也增加了产能恢复的难度，最终的经济代价预计将随时间推升。